1942年，军统的李开峰投敌，戴笠知道后，猛拍桌子，怒道：“谁能除掉李开峰，就赏他20万现大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戴笠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逐渐形成一套严厉的内部纪律体系，对叛变人员采取“必除”的处理方式。
到1940年汪精卫政权在南京成立，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随之运转，这个机构由李士群、丁默邨掌控，与日军宪兵系统配合，专门针对军统和中统地下人员展开抓捕与策反。
李开峰是上海区行动系统中掌握联络关系的重要成员。被捕后不久便转向敌方，这种变化在当时被视为最严重的失守。重庆方面得到消息后，戴笠连续召集会议，要求核查上海区联络体系，并同时下达清除命令。
公共租界、法租界与日占区并存，各方势力交错。军统在此布设的情报网，本就依赖隐蔽身份维持，一旦关键节点泄露，往往会牵连整条线。
1942年前后，军统上海区已经数次遭到破坏，部分潜伏点被连带清除，这与76号的侦缉和策反直接相关。
命令下达后，行动组开始重新评估目标的活动轨迹。根据当时的工作方式，刺杀任务一般由熟悉本地环境的潜伏人员执行，需要掌握三个条件：一是接近机会，二是撤离路线，三是掩护身份。
长期潜伏的特工往往对被出卖的同伴情况了如指掌，情绪中夹杂着压力与责任。有人提出使用枪支远距离解决，也有人主张在公共场所近距离突袭。最终方案偏向后者，因为目标出入有固定时间，而公共空间更容易隐藏身份。
与此同时，76号方面也加强了警戒。李士群一度要求对重要投诚人员实施分级保护，包括随行人员与路线变更。日军宪兵队亦参与协同。街面检查增多，租界内的便衣巡查也更频繁。
行动时间被锁定在一个固定时段。目标有外出习惯，地点不在核心警戒区，而是在相对开放的场所。
执行人员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判断与出手，随后迅速脱离现场。撤离路线预先规划到水路，黄浦江一带常被用作转移通道。
临近行动前夜，相关人员再次核对细节，有人在出发前把一笔钱交给组织，说若出现意外，希望转交家人。
茶楼、商铺照常营业，外人难以察觉暗中的紧张。执行者混入人群，观察目标动向，同时留意周边警戒变化。时间一点点逼近，场内外的细节开始叠加，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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