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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淘汰赛后，法国队的强，更加肉眼可见了。
从这出发，随便联想一些法国文化。
法国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是把自己做成功的事情，上升到某种关于文明的高度。
比如一瓶酒，不只是拿来喝的，不仅是佐餐，它是独特风土人情的表达。比如一部电影不只是娱乐，它代表艺术家一生全部思想的凝结。
这种将具体实践向形而上层面推送的倾向，有时候是一种真实的洞察力，有时候又是一种精致的自我感动，大多数时候两者很难区分。法国足球和法国电影，作为法国文化的某种突出形式，就发生在这个分辨不清的地带。
对照一下近邻英、德对待天才和体制的观念，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倾向于相信天才是市场竞争和个人奋斗的自然产物，制度应当退后，给自发秩序让出空间。英国没有CNC这样的国家电影管理机构，好莱坞更不需要国家为它挡住外国电影。在足球领域，英格兰并不依靠自上而下的系统化青训体系，球员成长主要靠俱乐部的商业判断和球探个人的眼光。
德国走的是另一条路。2000年欧锦赛惨败之后，德国足协用了十年时间建立起全国性的精英足球中心网络，对青训方法进行了几乎工程化的标准建设，成果在2014年世界杯夺冠中得到兑现。但德国体系的核心崇拜物是集体纪律和战术执行力，个人在其中充当精密工程的零件，天才被整合进系统而非凌驾于系统之上。
法国是第三条路。从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到拿破仑的教育改革到戴高乐的文化政策，法国的核心政治想象始终包含一个特殊预设——国家必须积极介入，介入不是为了压制个性，相反是为了让最稀缺的个性有可能浮出水面。换言之，制度存在的目的是生产制度的例外。
法国人的这种思维体现在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1946年国家电影中心CNC成立，目标是让法国电影不会完全受制于市场。十三年后马尔罗设立先期收入预支制度（Avance sur recettes），用影票税和电视税建立资金池，每年拿出几千万欧元去资助那些在商业逻辑下大概率无法存活的电影和新人导演。
差不多同一时期，足球在走一条相似的路。1976年足协主席萨斯特提出建设国家足球训练中心的构想，1988年克莱枫丹开门。这个机构不挂靠任何俱乐部，由国家足协直接运营，从巴黎大区13到15岁的少年中筛选天赋最突出的一批，提供全额免费的精英培训。
不同产业的这两套体系共享一个底层假设，也即是天才不会在市场中自动涌现，它需要被一只制度之手提前辨认、保护、供养。国家必须为那些尚不能自证价值的个体提前下注。
还有一个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是，这套制度在它们各自的领域中，到底在提倡崇拜什么？
法国电影体制最终崇拜的是「作者」，法国足球体制最终崇拜的是meneur de jeu，可以翻译成「组织核心」。而作者和meneur de jeu在结构上是同一种角色，他们是被制度培养出来的个体，然后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去超越制度。
1954年特吕弗在《电影手册》上发表了那篇攻击优质电影传统的文章，当时法国主流电影工业生产的那些改编名著、制作精良、由编剧和制片人主导的作品，在他看来全是精致的废物。真正的电影只能出自一个导演的个人意志。这就是「作者政策」的起点。
几年后特吕弗和戈达尔等人从影评人变成导演，新浪潮爆发。问题在于，这场以反体制姿态登场的运动，从第一天起就受益于体制的庇护。CNC的资助机制和马尔罗设立的各种文化拨款，为低成本的个人化创作提供了生存条件。法国国家建造了一台机器，这台机器的目的是生产反对这台机器的人。
难道这是一种巧妙的自欺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你如何理解法国人所说的「例外」。
1993年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法国以好战的姿态在GATT框架内推动文化例外原则，拒绝让视听产品适用自由贸易规则。英语世界和大多数经济体的反应是困惑甚至轻蔑。
法国方面的理由是电影不是罐头，不能用管理罐头贸易的规则来管理文化。这个论点本身不无道理。但它回避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这套保护机制到底是在保护法国文化的多样性，还是在保护法国文化精英对「什么是值得保护的文化」这一判定的垄断权？
先期收入预支的评审委员会每年资助数十部影片，其中相当一部分在院线几乎无人观看。法国参议院的报告用了一个微妙的措辞，说这个制度有时被视为「落选者的沙龙」。
赌注式的资助必然伴随大量赌输的案例。法国人接受这个代价，因为他们相信少数赌赢的案例足以证成整套体系。这种信念本身不可证伪，因此也难以反驳。
足球的故事更有趣，因为足球提供了一样电影提供不了的东西，也就是它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评判标准。你可以争论一部获得先期收入预支的电影到底好不好，这见仁见智，但法国队到底赢没赢世界杯，这不允许你见仁见智。
好在，法国队的成绩单确实耀眼。
1998年和2018年两座世界杯冠军，2000年欧锦赛冠军，2006年和2022年世界杯亚军，2016年欧锦赛亚军。支撑这些成绩的人才储备之深，在当今世界足坛没有第二家。克莱枫丹体系和全国性的精英培训网络确实兑现了它的承诺。赌注赢了。
但法国足球的技战术传统中，有一条极其独特的线索，它比青训体系更深地触及法国人如何理解卓越。这条线索就是前面说的meneur de jeu，组织核心，他是比赛的引领者。
英格兰足球传统重视的是全队的奔跑强度和身体对抗，核心球员必须以拼搏精神感染队友，所以英格兰人崇拜的典型是博比·查尔顿和杰拉德那样的全能战士，技术、意志、体能缺一不可。
博比·查尔顿
德国足球崇尚集体纪律、战术执行力、空间控制，贝肯鲍尔和马特乌斯完美代表了这种将个人才华严格嵌入集体运转的理想。
弗朗茨·贝肯鲍尔（右）
然而法国足球崇拜的是另一种东西，一个既接受战术框架，又有权在关键时刻凭个人直觉做出不可预见之举动的人。
战术框架存在的最终理由，是给这个人的即兴发挥提供舞台。法国人愿意让整支球队成为一个人的伴奏。
1982年世界杯，主教练伊达尔戈做了一件当时极为冒险的事。在绝大多数球队使用4-3-3阵型的年代，他在中场摆上了四个具有创造力的球员，组成了后来被称为魔幻方阵的菱形中场。
吉雷斯曾经更正说，这个阵型更接近菱形而非方阵，蒂加纳在下方，普拉蒂尼在顶端。关键在于这个菱形的内在逻辑。蒂加纳和费尔南德斯承担防守和推进，吉雷斯负责组织串联，三个人的牺牲和纪律为普拉蒂尼释放出最大的创造自由。
费尔南德斯后来回忆说，他是哨兵，负责拦截和减速，蒂加纳负责向前推进，吉雷斯凭技术和球商组织进攻，而普拉蒂尼就是才华本身，是10号也是9号。这段话的潜台词很清楚，整个战术架构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一个人。
1984年欧锦赛法国在本土夺冠，普拉蒂尼五场打入9球，每场都进，包括两个帽子戏法。有评论员将他那几周的状态跟1986年的马拉多纳和1974年的克鲁伊夫并列。区别在于，马拉多纳和克鲁伊夫在各自国家队中近乎独力驱动整支球队，而普拉蒂尼的爆发建立在一个精心设计的体系之上。
米歇尔·普拉蒂尼
制度释放了天才，天才回馈了制度。
伊达尔戈自己说得简洁，他本来踢4-3-3，但当中场球员比前锋更能进球的时候，你必须有勇气去调整。这种「有勇气去调整」的说法本身就很法国，它把实用性的战术改变包装成了一种精神品质。
十四年后齐达内延续了这条线索，但方式完全不同。
齐达内
普拉蒂尼是古典主义者，他的伟大之处在于把已知的动作做到极致。齐达内是即兴演奏家，他更擅长做出没有人见过的事情。
他的标志性动作，比如被称为马赛回旋的原地转身过人，是纯粹的身体直觉。1998年世界杯决赛他的两个头球，2006年世界杯决赛对马特拉齐的头撞，两个瞬间定义了法国足球的最高点和最低点，这两者都是极端个人化的行为，不被任何战术纪律所涵盖。
齐达内在场上的角色仍然是meneur de jeu，但他把这个位置从战术中枢变成了近乎神秘主义的存在。
好的比赛中他可以让整支球队围绕他的节奏运转，差的比赛中他像幽灵一样从90分钟里消失。法国球迷对此的接受甚至热爱，说明了一些关于法国文化的东西。
他们宁愿拥有一个不可预测的天才，也不要一台稳定输出的效率机器。这跟德国人对足球的理解似乎完全相反。
但德尚执教法国队十四年来，和这种传统偏好正面对撞。他的球队长期被批评为太功利了，不符合法国足球的美丽传统，英语媒体刻薄地说他的球队像一头「装甲猪」。
他用4-2-3-1阵型构建紧凑的防守架构，主动让出控球权，在中后场堆积纪律和硬度，然后依赖个别攻击手的爆发力在反击中一击致命。
德尚
2018年世界杯夺冠之路完美体现了这个逻辑。法国队在小组赛运动战仅攻入一球，就是姆巴佩对秘鲁那个进球，但就是这支被嘲笑为无聊的球队最终举起了大力神杯。
对德尚的批评在法国有一个特殊的文化维度。这不仅仅是关于战术偏好的技术争论。法国球迷和媒体对他的不满，本质上跟法国影评人对一部「bien fait」的电影，也就是做工精良但缺乏作者性的电影的不满，是同一种情绪。
德尚的回应耐人寻味，他说在国外他可能会获得更多认可。这句话暗示了一种只有法国人才会面对的困境，你拿了冠军，但冠军的赢法不够法国。
这种对赢法的挑剔，反映了法国文化对形式和内容之间关系的一种独特理解。
一部解决了所有叙事问题但缺乏导演个人视觉风格的电影，对法国批评传统来说，比一部混乱但有才气的失败之作更不可接受。
一支赢了比赛但没有展现meneur de jeu的智慧和即兴的球队，比一支华丽地输掉的球队更让法国人不安。
1982年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在加时赛曾3比1领先西德、最终在点球大战中出局，这场败仗在法国足球记忆中的地位远远高于许多胜利。
普拉蒂尼自己称之为「我最美的比赛」，输掉的美学价值高于赢球的实用价值。
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国人对天才和美学的崇拜，之所以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支撑，有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它吃到了殖民/移民红利。
二战后法国第一代球星的核心雷蒙德·科帕，原名科帕泽夫斯基，是波兰矿工移民后代，十四岁下矿井，事故断了他一根手指。普拉蒂尼的祖父从意大利皮埃蒙特迁来法国东北的钢铁工业区。齐达内的父母从阿尔及利亚的山区来到马赛街区。姆巴佩在邦迪长大，父亲来自喀麦隆，母亲是阿尔及利亚卡比利亚裔。蒂加纳出生在马里的巴马科……
雷蒙德·科帕
这不是偶然现象，法国足球的天才管道，长期系统地从移民社区中提取非凡个体，再加以锤炼改造。
1949年法国杯决赛，朗斯对里尔，开场的球员中有九人是波兰裔。半个世纪后，法国队的大多数球员来自非洲裔和马格里布裔移民家庭。天才的族裔来源变了，提取的逻辑没有变。
电影中同样的天才动力学在运转。1995年卡索维茨的《仇恨》把镜头对准巴黎郊区移民社区的日常暴力，在戛纳拿下最佳导演奖，时任总理朱佩命令内阁全体观看。但此前CNC的先期收入预支制度拒绝了这部电影的资助申请。一个专为保护异端而设立的机制，没有辨认出自己时代最重要的异端。
《仇恨》(1995)
二十四年后马里移民后代拉吉·利拍出了《悲惨世界》，取景地蒙费梅伊和姆巴佩成长的邦迪同属塞纳-圣但尼省，开车不到20分钟。拉吉·利的开场段落精确至极，2018年世界杯之夜各色人种在街头挥舞三色旗，几分钟后切回郊区日常，仿佛狂欢从未发生。
《悲惨世界》(2019)
法国共和主义传统坚持每个公民只是公民，国家不承认族裔差异。这种普遍主义有深厚的思想根基，从启蒙运动到大革命，再到第三共和国的世俗化进程一脉相承，最终结果就是法国官方甚至不收集按种族分类的统计数据。
在足球领域这种普遍主义看上去是开放的，克莱枫丹的选拔只看天赋不看出身。1998年世界杯后，人们用「黑白阿」来形容法国队，谐音三色旗的蓝白红。但几年后勒庞打入总统选举第二轮，2005年郊区骚乱烧了三个星期，本泽马说出那句被反复引用的话，大意是进了球就是法国人，没进就是阿拉伯人。
共和国的普遍主义允许它的制度从前殖民地的人口受益，同时回避了这种受益和殖民记忆之间那条因果链。
这正是需要额外审视的地方。法国的天才崇拜如果剥去修辞的光泽，可以被描述为一套高效的提取机制。制度从社会边缘发掘最出众的个体，通过精英化培训将其转化为国家名片，而产出这些个体的社会环境并不因这种提取而改善。
姆巴佩从邦迪去了摩纳哥、巴黎圣日耳曼、皇家马德里，邦迪还是邦迪。拉吉·利拍了蒙费梅伊，拿了凯撒奖最佳影片，蒙费梅伊还是蒙费梅伊。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揭示了一个反复被确认的命题，法国大革命没有打碎中央集权，反而把旧制度已经开始的集权逻辑推向了极端。拿破仑的大学校制度、毕业会考、荣誉军团，核心原则是通过国家统一的选拔从全民中识别最优秀的个人，不问出身。克莱枫丹和CNC延续的是这个逻辑。
问题在于布迪厄毕生揭示的那个吊诡，平等主义的选拔机制可以精确地再生产不平等。制度说它只看才华。但谁的才华更可能被看见，谁的环境更可能孕育被制度承认的那种才华，这些问题永远先于选拔程序而存在。
英国人面对类似的问题会说，那就减少制度干预，让市场和社会自行调节。德国人会说，那就把制度设计得更公平，让更多人进入管道。法国人的回答独树一帜，他们会修缮制度、完善制度、给它加上新的委员会和新的拨款项目，同时继续坚持制度本身的正当性不容质疑。
电影产业的先期收入预支制度经历过多次改革。克莱枫丹2024年增设了女子培训项目。但解决制度问题的方案永远是更多更好的制度，从来不是制度之外的什么东西。这种信仰跟英语世界对市场和自发秩序的信仰一样深，一样不可证伪。
回到今年的美加墨球场，小组赛，德尚的法国队对阵瑞典，奥利塞在右路连续完成过人和致命传球，巴尔科拉和姆巴佩破门，3比0。爱尔兰时报的评论员说，德尚还是坐在教练席上，原则和优先级没有变，但他的新一批球员似乎在生理上就不可能踢出无聊的足球。奥利塞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美的，这种美不是他选择的，而是他无法不做出的。
这段话不期然地和作者论的视角暗合了。制度培养了球员，体系赋予了纪律，但在90分钟之内真正发生的事情不可规划。连德尚这个最不法国的法国教练，也会被他自己的球员拉回法国的美学逻辑。
说起来，世界上还真的没有几个国家，能同时维持着全球最强的足球人才库，以及仅次于美国、印度的电影产量。似乎只有法国做到了。
但法国做到的方式，通过国家意志对文化生产和人才培育深度介入，在自由主义传统中几乎没有拥护者，在集体主义传统中又显得过于放纵个人。这大概就是「法国式例外」的真实含义。
这种模式的说服力不在于它逻辑自洽，而在于它确实能持续地产出成果。成果的光芒会遮蔽某些更冷峻的事实，产出天才的土壤是什么，谁在那片土壤里，土壤里除了天才还有什么……反正法国人会始终坚信他们的文化传统。从齐达内到奥利塞，从戈达尔到卡拉克斯，制度总会等到他的例外天才，天才反过来验证制度。这个循环本身，也成了法国文明的一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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